北京医调委五年调解案件8772件

专业对专业破解“三高”难题

记者    黄洁

北京汇集了全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就医,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疑难复杂病例,随之带来了多发的医疗纠纷隐患。由于医学知识专业性强,实践中医疗纠纷的化解一直面临着“高技术、高难度、高复杂性”的“三高”难题。
　　如何破解“三高”?作为第三方专业调解组织的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药方”就是,以专业对专业,聘用医疗专家担任调解员,同时利用北京优质医疗资源组建千余人的咨询专家队伍,将所有申请调解的医疗纠纷一一进行案例评估,在科学认定医疗过错责任的基础上,为医患双方谋求最佳调解方案。秉承这样的专业精神,北京医调委打开了医患纠纷中患者的心结,成立5年来已受理医疗纠纷8772件,调解成功率达96%,成为北京市深入推进信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重要一环。
      规范程序设置严把医学专业关
　　刘方是北京市医调委常务副主任,从2011年医调委组建便在此任职。曾在原北京市卫生局法制处从事多年医疗行业管理工作的她,后又在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是典型的医学和法律知识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刚满退休年龄,刘方便来到医调委,成了这里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于医疗纠纷调解,刘方始终认为,要真正化解医患矛盾,必须要让患者明白医院到底有没有错,错在哪里,或者没有错是为什么。而这,只能靠科学的专业结论。
　　沿着这个思路,北京市医调委的调解员们被分为了两个岗位,评估岗和调解岗。评估岗的调解员都是临床经验丰富的退休医生,专司医疗过错责任认定；调解岗的调解员则负责与医患双方沟通,在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开展调解工作。
　　65岁的曹世俭就是北京医调委评估调解员中的一员,在北京天坛医院工作了40年,如今又来到医调委上岗,每年办理200多件案件,仍然继续着一贯的忙忙碌碌。曹世俭告诉记者,他在医调委每天的工作基本都是在查阅医患双方提交的病历资料:“我会通过病历记载的内容,审核医院治疗的全过程,提炼病历摘要,从而查找医院是否有过错,并确定医方的过错与患方的损害后果之间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每个案件,我都要形成初步的评估意见,然后提交‘小合议’讨论。”
　　曹世俭所说的“小合议”是北京医调委所设置的“专业把关”的又一道“关卡”。
　　刘方告诉记者,评估调解员做出初步的评估报告后,首先要与负责这一案件的调解小组进行沟通,如果大家意见一致,则通知调委会专家成员召开小合议会。“小合议会上,专家们会对评估的过程和结果一一把关,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专家中有医学专家,也有法律专家,合议既讨论医学问题,也讨论法律责任和赔偿问题。”刘方说,每次小合议完成,基本上评估报告内容都会有不小改动。
　　但是,这才仅仅是把关的第一步,凡是患者死亡、重残或者赔偿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纠纷案件,医调委还会组织召开“大合议”会,邀请知名三甲医院院长、医学专家、司法鉴定专家、法官等外请专家,对案件二次“把脉”,形成最终的调解建议。
　　不仅如此,刘方还介绍说,为了确保对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责任认定结果更科学、更具说服力,医调委还要求评估调解员们,在梳理出每案医患双方争议的医疗要点后,都要去咨询三甲医院相关专业的在职专家,重大、疑难案件还要反复咨询专家。
      耐心调解配合专家解患者心结
　　在北京市医调委的工作流程中,评估调解员并不直接面对医患双方当事人,目的是确保独立作出公正的评估结论,避免受到双方情绪和观点的影响,而直接与当事人沟通的任务就由调解岗上的专职调解员们完成。
　　2016年6月,医调委受理了一起医患纠纷。一名68岁的外地患者因常年的膝关节疼痛到北京某三甲医院住院治疗,却在术后第4天突然死亡。家属对此无法接受,认为都是医院的责任,开始大闹医院。医方多次与家属交涉,但都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双方关系越来越僵,以至于发展成为一起备受关注的医疗系统信访事件。经过北京市卫计委疏导,当事人来到了北京市医调委寻求调解,案件的承办人是调解员陈闽军。
　　陈闽军对这起案件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和另外一名调解员介入调解后了解到,死者是一名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含辛茹苦把3个孩子培养长大,3个孩子都很有出息,其中小女儿还考入了北京名校。因为母亲常年腿疼,小女儿决定把母亲接到北京看病,没想到母亲却因此去世了。”小女儿当时声泪俱下的讲述,让陈闽军都觉得心酸。了解清楚情况后,他努力劝导小女儿和死者家属理性维权,整整7个小时的解释和劝说才说服家属们,愿意积极配合医调委的工作,积极正面解决纠纷。
　　拿到了全部病历资料,陈闽军立即与评估调解员对接,将资料转交。结果几轮专业评审下来,结论显示医方诊疗确实存在过错,包括术前医院对患者自身疾病预估不足,手术方式选择不当等,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尽管结论是这样,可家属提出了非常高额的赔偿要求,医院根本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给家属‘普法’,讲解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让他们能够理性地认识,提出合理的赔偿诉求。”陈闽军告诉记者,这起案件经过多次调解,双方最终签下了调解协议书。
　　在陈闽军看来,其实很多医患纠纷并不是患者不讲理,只是没有人为患者解释心中的疑问,而医调委恰好可以架起这个桥梁,通过专业评估基础上的理性沟通,从根本上化解患者心中的积怨。
　　据了解,在北京医调委受理的案件中,约有五成案件认定为医院应该赔偿,有近三成案件经评估后确定医院没有责任,可即便是最终认定医院无责的案件,经过调解员们的认真讲解,患者一方大部分也能接受这一结果。
     专业化调解赢医患双方双满意
　　在北京市医调委的工作中,除非医患双方对事实陈述存在巨大出入,当事人双方很少会被邀请到一起“当面对质”。刘方告诉记者,“我们更多的时候采取的都是‘背对背’调解模式,以免双方见面剑拔弩张,反而在情绪的作用下难以理性客观地对待调解。但要做到背对背仍能调解成功,令医患双方均能信服的评估结论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医调委除了在程序设计上凸显专业性外,还注重发挥“外脑”作用,积极争取北京市卫计委的支持,向全市各医院征集了千余名外围专家,打造了一支强有力的专家支持团队。这些专家覆盖各医学学科,每次评估调解员作出自己的判断后,都会找这些外围专家们帮助“把脉”,不仅如此,医调委每周还会邀请不同学科的医学专家们到医调委进行答疑和指导。
　　与此同时,记者还注意到,在医调委的调解员中,不少都是来自法院的退休法官。刘方说,保证了专业性是基础,要让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的处理意见,调解员的作用不可小觑。而法律专业调解员能够在法律上对赔偿责任的承担、赔偿数额的认定给出非常专业的意见,更能够使医患双方心服口服。
　　随着北京市医调委工作成效的日益显现,来自北京市卫计委、法院等部门导入,医院疏导及当事人自己找上门的案件都在逐年增长。为了更好地满足实践中医疗纠纷调解的需求,医调委的调解员们,尽管平均年龄都超过60岁,可还是“主动出击”,建立起了“紧急出现场制度”。遇到有家属大闹医院,严重扰乱医疗秩序等情况,医调委便会组织调解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就地开展调解工作。刘方告诉记者,这项制度建立以来,医调委已经出紧急现场调解医疗纠纷353件,经过调解员的耐心疏导,其中226件医疗纠纷最终被导入医调委进行调解解决。
　　据了解,北京医调委建立5年来,各项调解制度和程序已经日趋完善。根据医调委的医疗纠纷调解回访情况显示,在医调委回访的4100件案件中,医方满意率达到98%,患方满意率也超过96%,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来源《法制日报》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