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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恩百姓担道义

李俊

我担任医疗纠纷调解员工作已有6年多了，累计调解各类医疗纠纷480多件，办结率95%以上，得到医患双方的认可和领导的肯定。到现在共收到医患双方送来的锦旗和感谢信20多面(件);2013年8月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2014年7月被天津市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1月被评为“2014年天津市最美人民调解员”。

几年的调解工作让我体会到，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要依法调解、公平公正。我还认为，依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医疗纠纷的真正意义，不仅仅是解决了纠纷、平息了医患矛盾，更重要的是对于改进和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对于遏制医闹现象、进一步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一位患者家属在给我的感谢信里所说，“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国，党风日正、民风日纯的社会氛围，使我们看到了党的希望，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老百姓把我们的工作看得那么重要、那么光荣，我们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吗?

在我调解的众多纠纷中，有一件令我至今难忘。

今年3月，一位38岁的男性患者突发阴囊肿大但无发热、疼痛等症状，到天津市某三甲医院就诊，经相关检查和治疗后，症状无缓解且进行性加重，17个小时后患者突然死亡。首次调解时，现场气氛非常紧张。患方父母悲痛欲绝，声泪俱下，语言激烈。医方表情淡漠，无动于衷，坚持无责。我赶到现场后看到双方这样僵持下去，随时会有爆发过激行为的可能，就把双方分开，暂停了调解。

从内心讲，我非常同情患方，独生子突然没了，老两口下半辈子可怎么生活啊。我诚恳沉痛地安慰和劝说患方家属，他们失声痛哭，我也热泪盈眶。当患方情绪稳定下来后，我又说服医方换位思考，理解患者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待双方都冷静后，调解再继续进行。由于双方提交的材料，相关的证据需要完善，我请医方下次调解时提供当晚观察室的录像。首次调解就这样结束了。

双方当事人走后，患者家属期待的目光始终在我脑海里徘徊。怎么把事实澄清，如何为患者讨回公道，我心急如焚。我认为，就医患两方来讲，患者应该是弱势群体，权益诉求的方式也很有限，哭、闹，甚至依靠医闹行为。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到位，让患者家属求告有门依法理赔，医闹行为就没有市场了。而要做到依法理赔，就要分清责任，而分清责任的前提是摸清事实。分清责任是难点，但大量工作在摸清情况。

接下来的几天，我利用晚上时间挑灯夜战，仔细阅卷，终于把患者的就医过程捋清楚了。患者每分每秒的病情变化，医方的诊疗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我都查得清清楚楚，并且找出了问题的焦点所在。为了慎重起见，我又顶着寒风骑车几十多里，咨询了多个专家，使医患双方的责任有了一个清晰的划分，我胸有成竹。

首先，患者因体质过胖的原因，未能进行相关的检查如腹部CT、超声波等,给医方的诊断带来一定的困难。其次，导致患者的死亡有患者自身疾病因素，但患方不同意尸检尸检难以确定，应负举证不能的责任。另外，医方在病历书写上存在违规行为，如在两次病危通知书上没有家属的签字，在有家属签字的的文件上并未告知却写在签字之下。还有，医方对患者疾病的不良后果未能引起高度重视，对患者病情观察不够仔细，存在一定过错。由于患者的死亡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医方应承担轻微责任。

在第二次调解时，我查阅完双方补充完善的材料和证据后，提出了我的分析意见。我认为，医方有过错，但责任程度不大。这个分析意见患方能接受吗?患者家属是通情达理的。经过我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从医学专业，从情、理、法各个角度，和患方进行耐心的解释和沟通，终于使患方明白病情并接受了我的调解意见。

说服了患方，医方的问题又来了。他们不同意我的分析意见，坚持认为诊疗过程符合规范，没有责任，科室主任也三番五次找我理论。一时间，气氛又紧张了起来。面对医方的坚持，我据理力争。我把医方的诊疗行为与《侵权责任法》、《中华医学会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内科学》等法律法规和诊疗规范的相关规定逐条进行对照，终于使医方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表示愿意服从医调委的调解。

一场激烈的医患纠纷，在我严谨细致、有理有据的调解中，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圆满地调解成功。协议签署之后，我又提议，医患双方、调解员向患者的遗像三鞠躬，以示告慰逝去的患者。患者父母激动地与调解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后来，患者父母给我送来一幅“客观公正调矛盾，尽心竭力见真情”的锦旗。他们还在给医调委的感谢信中写到，“说实话开始我们并不看好医调委，认为你们的屁股是坐在医院一边的。随着调解的展开和深入，尤其是李俊老师客观公正的态度，苦口婆心的劝解，锲而不舍的努力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你们是真心实意地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想方设法地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好几次我们对调解都失去了信心，是李俊老师的真诚和努力，才使这起医疗纠纷峰回路转，最终得到了解决，我们的儿子在九泉之下也会感谢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