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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难忘的医疗纠纷调解

姜兆理

2013年5 月，我调解的一起医疗纠纷，虽然没有调解成功，但调解的过程让我难以忘怀。

一个农民工的8岁的儿子， 因发烧、咳嗽、头痛到医院急诊。经输液治疗，患儿仍高烧、头痛，又转为住院治疗。第二天行“腰穿”术检查，5小时后，患儿抽搐、昏迷不醒。医院怀疑是病毒性脑炎，将其转进监护病房抢救，患儿3天后死亡。  

面对突然降临的噩耗，家属感情上无法接受，在医院大吵大闹，影响了正常的诊疗秩序。经过几天的耐心说服工作，家属终于答应到医调委进行调解。

我接手这个案子后感到压力很大。看到孩子的奶奶才50出头，就已像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孩子的母亲、姑姑都蓬头垢面，精神萎靡，我确实很同情他们。我搀扶着患方，端上一杯热水，首先安抚他们，给他们介绍医调委的性质、人民调解原则，告知我们一定会公平公正地化解纠纷。我的话语打消了他们的顾虑，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

 在调解中，患方情绪非常激动，说孩子到医院时只是发烧，为什么“腰穿”后3天人就没了，就是医院诊断治疗错误，要求赔几十万。医方认为治疗过程中无任何医疗差错，主张进行尸检，查明真正死亡原因。患方坚决不同意作尸检，调解一时陷入僵局。当天已是尸检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时间非常紧张。此时我如果建议患方同意尸检，患方肯定认为医调委是和医院串通一气。我就先问患方医方过错在哪，证据是什么。听到我问这些，患方一时愣住了，不知从何处说起。于是我又向医方提问，如何诊断的、诊断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行“腰穿”术、抢救治疗中做了哪些检查，用了哪些药等等，医方对我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根据此前查阅病例的情况和多年医疗纠纷调解的经验，此时我基本可以认定医方并无大的过错。但我也直言不讳地给医院指出在治疗抢救过程中，对患儿病情变化关注不够，血气检查不及时，没有及时气管插管这些明显的失误。看到调解员提出的医院诊疗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患方也感觉到自己没有说到关键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  

然后我又单独和患方沟通，还是没有直接谈尸检问题，而是看着孩子的像片，聊孩子的情况，听家属的倾诉，眼含热泪对患方进行劝慰。沟通过程中，患方感觉到我的感情和他们融到一起，对我更加信任。接着我就询问孩子发烧没有及时治疗的原因，又谈到孩子的死因只是医方的推断，没有确定的证据。看到家属的情绪已经平缓了很多，我又有意识地引导他们说，如果尸检，查出真正的死因，就可以分清医生是否有责任。你们是厚道人家，也不会无缘无故让医生蒙受冤屈，如果是医生过错，以后可以从中接受教训，对于调解后过错赔偿也有依据。经过3个多小时工作，患方说，看出来你为我们着想，我们相信你，就做尸检吧。

此时已是中午，看到患方嫌外面饭贵舍不得吃饭，我就买来3份盒饭，送给他们。患方热泪盈眶握着我的手，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下午，在办理手续过程中又出现问题，尸检病理室需要患方在十几张告知书上签字，有些内容患方不理解，怕上当，拒绝签字。医院进行解释，仍说服不了患方。实在无奈，患方打电话给我，我立即赶到尸检医院病理室，仔细看过告知书，进行解释。患方说，我们信你，当即签了字。我刚回到医调委，医方又来电话，告诉患方要求做几十种毒理检测，这得需要几万元检查费。我又立即赶到医院向患方解释，孩子不是中毒致死，毒理检测没有必要。患方说，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我们就信。手续办完后，出于对患者的同情，我又悄悄塞给孩子奶奶100元钱。回到家里，已经晚上七点多了。

两个月后，尸检报告结果出来了。医方对患儿临床诊断明确，与尸体解剖结果相符，患儿属于重症病毒性脑炎，并出现肺炎、肺不张、低钠血症、代谢性酸中毒等合并症，病情凶险，变化较快，死亡原因是病毒性脑炎导致中枢呼吸循环衰竭。

根据尸检报告，我们再次进入调解程序，进行责任分析。医患双方在责任分析上达成共识，但由于患方要求赔偿金额上过高，无法达成协议。最终患方通过诉讼，由法院判决解决了这起纠纷。

回访时，医院表示，认为如果当时没有尸检，就不能澄清事实，赔偿数额也不好测算。患方非常感激地说：“调解测算的赔偿额和法院判决的差不多，你们是公正的”。

虽然这起没有在医调委解决，但是，医调委前期的工作为后期的责任认定和法院判决铺平了道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医患双方的认可，也反映了我们追求人民调解结果和法院审判结果一致，以达到法治的统一的职业理念。